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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想象、唯美包装与市民趣味——浅谈“新文人电视剧”的品格

台州大众影视有限公司 发表时间:2008/5/29 7:49:19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电视剧像我国电视剧那样需要承载那么多功能。作为文化产业,电视剧的生产在我国并没有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来进行。政府、传媒机构、受众三者博弈,形成了中国电视剧的两种主流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所谓政治权力话语下的电视剧创作,强调与现行政策合拍甚至干脆就是政策的诠解,电视剧的功能就是学习、教育,使个人意志与社会大方向高度统一;第二种模式是所谓文人精英话语下的电视剧创作,将电视剧看作是对人生、社会问题进行思考的途径,“思考”社会生活的本质问题成为创作的主潮,因而,那些电视剧洋溢着并不十分真实的精英趣味和精英理想。本世纪初,韩、日影视剧涌入中国市场,令人们大开眼界的是,韩日电视剧回避了许多重大社会问题或沉重话题。[1] 一部《大长今》调动了无数中国观众喜怒哀乐的情绪。

    中国电视观众市场庞大,然而,就构成特点而言,有别于韩日和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年龄、文化水平、地区差异等决定了中国电视市场的开掘必须是多元化的,将中国观众市场加以分层,承认不同人群审美趣味的差异存在的合理性,是我国电视剧生产市场化的第一步。另一方面,我国电视生产体制的特殊性又决定了电视剧生产不能仅仅以满足受众需求为终极目标,在追求商业效益的同时还同时承担着对受众审美情趣和审美品位提高的使命。

     在电视剧产品竞争的“战国时代”,品牌成为竞争的关键,而形成品牌的则是电视剧的品位追求。如何让观众在电视剧接受过程中既能娱乐,又能受到些许文化熏陶,这是电视剧品牌竞争的关键。西方传播学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研究受众的“使用与满足”情况,确认了受众最低层次的需求与感官的直接满足关系密切[2]。最低层次的需求虽然能带来收视率的最大化,但是,如果只考虑收视率的最大化,满足受众最低层次的需要,即,在窥视欲、好奇心、感官刺激或低级狂欢,虽然能形成稳定的受众群体,但是受众的品位在这种简单的“生产-消费-生产”的循环中必定得不到有益的提升,港台的一些电视节目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一种电视剧新的类型、新的风格的诞生,其积极意义在哪里?本人认为,新文人电视剧作为一种电视剧风格具有提升观众接受品位的作用。在文化消费市场化的初期,为满足低层次观众的审美需求,采取低俗路线是一种暂时的策略选择,但是,文化工作在生产文化产品的同时也生产受众,电视剧自身蜕变的同时也带来了受众本身的变化。有什么类型的电视剧就有什么电视剧的观众。

    解析“新文人电视剧”的构成特点,我们不难发现,有几个要素值得关注,这就是:文人想象所营造的新的娱乐方式;唯美的包装形式;平民化的艺术趣味。

一 “文人想象”:娱乐的新内涵

    新文人电视剧的提法,首先强调的就是创作队伍的特殊性。而以苏州福纳这一民营公司而言,他们很早就注重对“南方派作家”作品改编制作,新就体现在这里,朱苏进、万方、范小青、黄蓓佳、苏童、叶兆言、余华等作家等纷纷“触电”,而他们的作品之所以给人不一样的感受,是因为作品中充满浓郁的文人想象。近几年热播的根据张恨水《金粉世家》、《啼笑姻缘》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其关键点是电视剧没有了作家当年深刻的社会内涵。想象出的张恨水,原著中少男少女浪漫的爱情、浪漫的生活被放大了,呈现出很高娱乐消费价值。

    文人想象是时代的因缘际会造成的。随着人类进入网络传播时代,电子文本迅速取代了纸质文本,精英写作正在让位给日常叙事,大众书写成为趋势,作家从导师、精神贵族转化为普通言说者,作者-读者的自上而下的关系被颠覆了,于是,参与写作演变成参与娱乐。在这一平等的游戏中,作家的优势便是想象,文人想象不同于一般人的想象,韵味浓郁而富有内涵。然而,却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既然是大众娱乐,那么,这个游戏规则就需要重新改写,我们看到,《橘子红了》是一个近乎“白日梦”的想象,除了爱情轰轰烈烈外,什么社会内涵也找不到,作者回避了社会问题,也就使剧中人离开了现实的土壤,因此,这种娱乐化的文本算不得是一个高明的想象。《红粉》来源于纸质文本,想象中透出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没有改变,因为它创作于那个善于思考的时代。“新文人剧”对作家纸质文本的看重,正是嗅出了其中蕴含的文人想象完全能够适应当今受众口味。

    文人想象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种种问题所做的艺术化思考,文人想象是知识分子情怀的表露,其中凝结着知识分子对人生、对生命、对社会的种种理想,也凝结着他们普泛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由于文人想象不可避免地带有当代知识分子的某些“浪漫情结”和理想主义,作品或多或少地都有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回避,也就是说,作品形式上的高雅掩盖不了对社会生活本质理解的简单化、肤浅化。《红粉》、《橘子红了》、《人间四月天》等对人性等命题的理解是比较皮相的,准确地说,作品荡漾的不过是小资情调,是经过处理的现代都市生活情调,换句话说,是旧瓶装了新酒——传奇故事成为诠释当代思想的载体。这些作品强化了人性救赎的万能作用,突出了宽容、博爱的基督教义,免不了有资产阶级人性至上论的嫌疑。但就作品对社会大众的启蒙性而言,其意义无疑是积极的。

    其实,大多数文人想象来源于生活,是与普通社会大众的想象是相合拍的,可以说符合受众的基本心理。

二 唯美形式:电视剧的包装艺术

    西方唯美主义早在19世纪末就强调生活应当是美的,强调艺术对于净化灵魂的作用。“新文人电视剧”热衷于营造美的生活情调,显然也是有利于转变普罗大众的审美品位的。

    应当说,唯美形式的追求,不是“新文人剧”的发明,当今世界,以韩、日电视剧总体特征来看,都是将唯美的东方风情作为卖点来加以精心制作的。例如,韩剧《明朗少女成功记》、《冬日恋歌》,日剧《东京爱情故事》等都营造了极其优雅、唯美的画面,给人以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很显然,重视电视剧的视觉效果、视觉观感成为世界潮流。

    “新文人电视剧”把握到了这一世界潮流的脉搏,从近两年热播的《橘子红了》、《京华烟云》等电视剧我们已经看到其中的端倪。应当说,《橘子红了》是一部视觉盛宴,场景、服装、道具、人物语言等若干元素将这种浪漫化的视觉效果加以强化,在这一作品中,江南的浪漫风情被高度夸张化地表现出来,成为荧屏一道奇观。《新乱世佳人》也让人们看到即使是动乱年代,那被营造出来的江南风情也是十分迷人的。可以说,注重画面的唯美效果是“新文人剧”鲜明的特征。唯美化作为当今电视剧流行的审美风格,它到底给我国电视剧带来审美风尚的变化?笔者认为,它有助于我国电视剧彻底摆脱恶俗化的表现形式,实现了电视剧创作风格有效蚕蜕。

    有人对李少红等人的电视剧下了一个断语,那就是永远不变的唯美和永久的爱情。“新文人剧”确实是以讲述浪漫故事见长,其中的人物扮演均起用一线明星,大量使用明星抓取受众眼球。使剧中人、情、景达到完美的融合。“好看”不仅体现在故事讲述上,也体现在人物形象造型、场景的选择、色彩基调搭配等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人们对视觉信息的偏好和挑剔是与人类的视网膜成像机制有很大的关系。视觉信息最丰满、最具有震撼力,同时,视觉信息很表面、直观,但却是非本质的。当今时代,信息过量导致了人们“看”的方式发生根本的变革,人们由“阅读”、“凝视”转而“浏览”,审视的机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审美、思考的机会越来越少,家庭客厅的观赏环境少了静默、庄严的压力,“沙发土豆”不再有思考动力,相反,感官愉悦尤其是视觉感官的愉悦则成为他们文化消费的主要形式。因此,加强电视剧在视觉效果,追求唯美、典雅的艺术造型,注重对情调、品味的营造成为电视剧创作的关键领域。从争议颇多的《人间四月天》、《大明宫词》,到《红粉》以及即将面世的《似水年华》、《半生缘》,“新文人剧”正以其独特的视觉魅力进入人们的视野,并赢得观众认同。

三 平民趣味:电视剧立足根本

    80年代以来,我国电视剧被赋予了一种使命,自觉创造与当前政治、环境相一致、相合拍的内容形式,让电视剧在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广大民众有着先天的贴近性。这种考虑未尝不可,但是,就本体来说,电视剧是一种大众文化形式,它以娱乐大众为首要功能,在此基础自然发挥其政治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等。恩格斯在《致敏娜•考茨基》一信中就强调:“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吧它指点出来。”“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愈好”[3]长期以来电视剧的功能被庸俗化理解了,有些作品专顾其宣教功能,罔顾大众文化消费的事实,因而面目可憎;再加上,宣教形式刻板,高高在上,无法得到广泛的心理认同。观众总体的态度是排斥的。从形式上看首先是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电视剧中的卡里斯玛形象(指具有把一些人吸附在自己周围而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或魅力的人)突出,高大全倾向严重,刻意给人物添加纯洁、无私、英勇、果断、宽容等优良品质,其结果是人物离百姓生活十分遥远,可望而不可及。这种以卡里斯玛形象统领全剧的做法,几乎成为我国电视剧的毋庸置疑的定律。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做法提供给大众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娱乐化文本,远离群众生活,就很难得到群众认同。于是我们看到从《橘子红了》、《雷雨》到《大明宫词》再到《新乱世佳人》、《红粉》、《人间四月天》,李少红以自己的创作为中国的电视剧生产业建立了一套从编、导、演到音、美、服全方位的电视剧娱乐化文本的精品质量标准。李少红以及福纳的努力尝试,为中国电视剧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新文人电视剧”的实践证明,高品位的娱乐同样是有观众市场的。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剧变,改革开放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观,恩格尔系数的下降,90年代以来受众思想觉悟的提高以及受教育人口的增加都为电视剧审美品位的变革准备了充分的条件,社会心理决定了纯粹为娱乐而娱乐的时代终结了。

    总结《雷雨》、《大明宫词》、《红粉》等的成功经验,最突出的一点是适度的娱乐,乱伦、宫庭、妓女等内容固然能引起观众的好奇心,但电视剧不是以满足观众的好奇心为目标的,那样只能导致低俗化。电视剧应当有自己的思考方式。以《红粉》为例,随着剧情的展开,那种貌似娱乐的话题渐渐远去,基调变得沉重起来。观众的灵魂受到了一次洗礼。福纳制作的《春光灿烂猪八戒》、《老岸》、《离婚指南》、《女人汤》、《名优之死》、《派克式左轮》等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张扬了人性本位的精神和原则,揭示了包含人的善良、正直、宽容在内的一切美好人性,从功能论上说,这些作品提升了受众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品位。提倡对生命、对人格的尊重,弘扬真善美是当下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做的工作。在《橘子红了》、《人间四月天》、《新乱世佳人》等“新文人电视剧”中都可以看到编导者所做的努力。这正是“新文人电视剧”的品格所在。

    新文人电视剧的始作俑者,很早就敏感地意识到了大众文化在本世纪初的转型。应该说,早期针对我国受众市场的开发,采用低端迎合路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受众市场的逐渐成熟,变革成为必然。应当肯定的是,我国电视剧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经培养起一批成熟的受众,这些受众群体,在长期的电视剧接受过程中,审美趣味也摆脱了早期的状态,从娱乐“温饱型”进入“小康型”。福纳的《春光灿烂猪八戒》可以说就是迎合了早期的口味,神话剧的重新演绎,给人们带来新鲜感,但是《福星高照猪八戒》显然就没有那么幸运,收视效果不佳正是对受众趣味的转移没有觉察,从而遭遇收视率的滑铁卢。

    受众市场的开发需要有特殊的对策,品牌是电视剧竞争日趋激烈状态下的一种选择。例如,如何讲述爱情故事,这是电视剧常演常新的题材,从已有的作品来看,“新文人剧”努力的方向是做足浪漫性。这符合当下受众的心理特点。在城市人口成为电视收视主力的背景下,营造一点中产阶级情调显然是很有必要的。韩剧的成功正是牢牢抓住了韩国社会中庞大的中产阶级女性收视群体,按照她们在审美情调方面的特殊要求来设计故事情节,从而取得很高的收视业绩。

    从受众心理学角度说,伴随想象的往往是典型的受众参与行为,爱情剧所发挥的作用就是使受众产生“替代式”参与欲望,有些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容易把剧中人的幸福生活假想或幻想成自己的,而明星制造,则又使得观众为自己所喜欢的明星而或悲或喜。近期《新上海滩》的成功播出可以说明这一点。情感参与后是精神释放,是快感和若有所思,显然,其社会调节功能是无与伦比的。“新文人剧”的作品往往很容易使受众产生情感参与,《大明宫词》、《橘子红了》使女性观众成为接受主体,与编导者对女性观众趣味的揣摩是分不开的。

    一个媒体的创新不仅仅体现在形式的创新也包括创作生产理念的创新,对受众的重新认知和定位就是媒体精英理念的一个重要创新领域。福纳一直在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应该说,开始阶段有些成功有些不是十分成功。在处理好主旋律与大众娱乐方面,始终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干部》是一部主旋律电视剧,该剧显然是为了颂扬先进人物而创作的,因此编导者“更明晰地把镜头的焦距对准改革开放大潮中率领人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各级干部的精神世界和灵魂轨迹。”[4]应该是这是一部优秀的主旋律电视剧,它具有很高的宣传价值。该剧的创作者意在刻画干部,而且写了一批干部的群像。这些干部形象都栩栩如生,个性迥异,跃然荧屏。围绕着如何对待地方乡镇企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他们都分别真实地展示出自身的人格、气质、素养和本事,显现出自身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中与时俱进、执政为民的精神风貌。但是,这样的电视剧总的趋势是叫好不叫座。因为他是立足宣传基础之上的,没有考虑市场化背景下受众娱乐需求。

    然而,“新文人剧”不是走曲高和寡的高雅路线。对市场的尊重表现为社会大众的普遍欣赏趣味的尊重。“新文人电视剧”普遍将受众的审美趣味作为自己市场细分的依据。然而,平民趣味不等于低俗化,韩剧、日剧对平民趣味的尊重,但却不庸俗。中国电视剧的新转向就是以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等来营造电视剧的审美品格。

     市场是决定电视剧创作生命的关键,没有受众市场,电视剧再有价值也无法生存。以福纳为代表的“新文人剧”始终将平民趣味看作是作品的根本。这里所说的平民趣味,是指追踪社会大众所关注的话题,换句话说,就关注民生、关注普通百姓的兴趣点,从而寻找到电视剧生产的方向。这种平民趣味突出地表现在对喜剧形式的偏爱上,“猪八戒系列”是如此,《都是天使惹的祸》、《明星制造》等喜剧也是如此,它们不是立足思考什么,而是竭力寻找可以满足观众,并让他们在轻松一笑中获得休闲、放松。诸如《都是天使惹的祸》、《明星制造》等喜剧,对于生活的理解以及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矛盾的方法,往往都给人以生活的真实感,他们所表现处的普通人工作、爱情、生活,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是当下普通人具体可感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写照。其中有点疯狂、有点酸涩、有点彷徨、有点无奈的趣味正是中国广大普罗大众所欢迎的。

    在走过极度狂欢后,新一代的电视剧艺术的制作者们开始对娱乐进行反思,只有极度娱乐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同样只懂得满足受众极度娱乐需要的电视创作队伍也是没有前途的创作队伍。理想的电视剧生存状态就是努力在文人想象与大众娱乐之间寻找契合点,因为只有受众的需求才是媒体生存的真正动力,尊重受众的需求才能为电视剧创作注入活力,而电视剧创作的品位能否得到提升也是衡量电视剧创作有无生命力的重要指标。从已有的成功实践来看,“新文人剧”找到了这个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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